轉運使司衙門裡，王堯臣對徐平小聲道：“雲行，自從朝裡的御史中丞換人，晏學士明顯來得少了，而且就是到了這裡，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有興致問我們的事。”

徐平道：“人之常情，呂相公可不是什麼心胸豁達的人，讓他知道了晏學士天天混在一起，學士回朝之後日子不好過。”

王堯臣搖了搖頭：“晏學士為人太過謹慎了些，豈不知越是怕什麼越來什麼。”

能不謹慎嗎？朝廷裡的位子除了宰相和樞密使，晏殊大多都能幹，但也同樣沒有哪個位子非他不可。晏殊文采斐然，為此時的時文大家，但這個年代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文章寫得好的。而真論治績，晏殊沒有拿得出手的，他的功勞，大多都是在興辦教育，發現培養人才上面。這就很尷尬了，晏殊發現培養的人才現在還都是中下層官員，最多如范仲淹等人做到中高層，缺少堅定的政治力量支援他。

再過一二十年，朝廷裡的骨幹力量有一大半受過晏殊的恩惠，那個時候他的好日子就來了。至於現在，他還是不得不忍耐，而偏偏他又是個忍受不了清苦寂寞的人。

人各有志，徐平理解晏殊，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不能強求別人做什麼。面對呂夷簡的壓力，最根本的還是要靠自己。《富國安民策》只要編好了，結合京西路的治績，呂夷簡強壓是壓不住的。徐平的政策是有經濟基礎的，是有政績擺在那裡的，是真正給了百姓好處得到百姓擁護的。改革要想成功靠什麼？群眾運動和上層政治鬥爭結合起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因為現在朝裡的情況比較複雜，徐平還沒有鋪下身子到京西路的民間去，這次呂夷簡真要是強壓，不做任何妥協，徐平也不介意深耕群眾基礎，幾年之後把呂夷簡拉下臺來。不過是新舊衝突太過激烈，對社會的衝擊太大，徐平不想站到風口浪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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