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上元二年(六七五年)六月戊寅,高宗下詔,冊封雍王李賢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不久又下令皇太子李賢監國。
與此同時,高宗還下詔,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樂成侯劉仁軌為左僕射,依舊監修國史,道國公、檢校太子左中護戴至德為右僕射。中書門下三品、大理卿張文瓘為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在任大理卿期間執法嚴明,上任半月,斷處疑案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身患疾病,囚犯們一起為他齋戒祈禱,希望其身體趕快好起來,當時皆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現在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不已。
除此之外,高宗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甑山公郝處俊為中書令,監修國史如故。吏部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依前監修國史,拜薛仁貴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又拜左丞許圉師為戶部尚書。
九月丙午,又命宰相劉仁軌、戴至德、張文瓘、郝處俊併兼太子賓客,由此可見高宗對於李賢寄寓了厚望,希望李賢能夠做好這個皇太子。
當然高宗這一次的調整可以說是一種相對平衡的舉措,不僅將他最為倚重和信任的郝處俊提升為首席宰相(中書令、兼修國史),還將自己麾下的大將薛仁貴也提升為宰相,這樣使他在政事堂的話語權加大了不少,同時又將故太子李弘的親信戴至德、張文瓘等人進行調整,一方面制約了武后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自身的掌控力,因為在高宗看來,受到武后打壓的戴至德和張文瓘等人現在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也只能向他這個皇帝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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