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是個很嚴謹的日本人。

這從他的論文，尤其是寫來的信件的字裡行間能夠看的出來，所有的資料都有據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邏輯框架以內，說起來簡單，但是，面對成千上萬的資訊的時候，還能做到這一點，堪稱細心謹慎。

這也是少數楊銳喜歡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麼品種的，最基礎的就是嚴謹，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個人通常是在另一個人研究的基礎上做，如果遇到一個粗心大意的貨把基礎搞錯了，後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錯的。

遇到這種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腦袋裡多一根弦，但他們全社會共同形成的欺負弱者的傳統，至少增加了犯錯的成本。

作為東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負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負，才能坐上這個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頭，楊銳也相信他是不會犯低階錯誤的。

和這樣的人討論問題，至少不會白浪費時間。

楊銳和他有一封沒一封的發著信件，討論的問題侷限在細胞膜方向，但也並不固定。

直到第二週，加藤送來一封電報，他們的對話頻率才加快了。

發現楊銳不在乎電報費，對加藤來說也是一個好訊息，他發現楊銳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導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實驗當中，雖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經費支出，但有交流總比沒有交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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