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文官相當好做，如果足夠牛逼還可以威脅太后什麼的，譬如范仲淹韓琦都幹過這類事。韓琦的腦殼尤其鐵，乾的最多。

如果足夠窮，貪汙也不是什麼罪。譬如名臣藤子京就鬧了個很大的經濟問題。

他任慶州知州兼環慶路安撫使時候，有御史彈劾他利用職務之便，公款吃喝十六萬貫。對此藤子京沒否認，且中央派人來查賬前，老藤把花費名冊燒了。這是因為他不想鬧成大丑聞，牽連出另外一群參與吃喝的貴人。

藤子京時期的十六萬貫，算購買力等於後世的兩億不到吧。一個戰區邊境省委常委級建制的機構、公款消費了個一兩億它當然是個問題，在大宋卻到不了什麼地方。最主要是因為他裝逼把賬目燒了、對抗調查。

所以大宋怎麼處理他的呢？貶官為“鳳翔府知府”，降了半級。

大宋文官免死又牛逼就體現在這些地方。

但唯有一條高壓線是：不能有冤假錯案。否則不是貶官那麼簡單，那會變成和狄青一樣的刺青臉。

這些總結起來就是大宋的政治特點。

任何事物有利就一定有弊。

大宋司法上的嚴謹和鄭重，有點類似於後世那套“寧可錯放一千也不錯判一個”邏輯。這個邏輯很好。但它也實際成為了官員節制地痞混混的枷鎖。

所以自由的大宋地痞強盜土匪也是歷史上最多，基本只有後世的美利堅可以一拼。其原因之一就在於訴棍政治，讓法官不敢輕易糾察問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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