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紘對於大唐的前景是憂心忡忡。

李隆基重視軍功已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故而這個時代的文人都喜歡往邊疆投軍，還形成了一股風氣。

邊塞詩的盛行就是因為如此。

作為一個正統的文人，李元紘對此深為忌憚。

一方面擔心武人的地位超過文臣，另一方面也擔心武人擁兵自重，威脅唐王朝。

裴旻的特殊化早已成為李元紘的心病了，倒不是懷疑裴旻的忠心，而是擔心裴旻這樣的特例常態化。

一旦別的邊帥也如裴旻這樣軍、糧、財一把抓，很容易產生外強內弱的情況。

裴旻身為兩鎮節度使兼河西按察使已經讓李元紘有些坐立不安，何況是現在隴右節度使、支度使、營田使，河西節度使、支度使、營田使，知安西大都護府大都護？

這命令一下，將意味著大唐王朝的西境，出了關中就是裴靜遠的天下。

李元紘的這個反對說的異常決絕，懇切地說道：“陛下，此例不可開。裴國公固然忠心，也功蓋一方，但古來軍、政分立而行，軍不管政，政不涉軍。而今陛下將西方軍政皆委於一人之手，開了先河。日後邊帥紛紛效仿，陛下當為之奈何？”

“誠然現在是非常時刻，西方危局，皆繫於裴國公一人身上。但越是這樣，越不能助長此風。”

“臣，懇請陛下，收回此命！”

他說著，甚至跪伏在了地上。

唐朝並不流行跪禮，只有在特殊的時候，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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