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月二十六日開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由石越口述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國分班纂錄，最後統由柴氏兄弟撰寫定稿，六人忙了個馬不停蹄，終於在計劃的時間裡，將一部《論證正義》的初稿寫了出來。石越因為過分耗費心智，整個人都瘦了一大圈。

這部《論語正義》是以後世錢穆《論語新解》、程樹德《論語集釋》為基礎，由石越回憶寫出。整部書雖然雜取二家釋義為主，卻也頗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與解釋，同時石越對錢穆的許多現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處置，因此公平地說，這部書同時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體現。當時朱熹尚未出生，這部《論語正義》因為以錢、程二家學說為本，所以自然也網羅了朱熹以降許多學者的卓見，在當時來說，完全稱得上是極具創見的學術著作。

這部書在寫前面一半時，唐棣等人還偶爾會問難辯疑，到了後半部，石越越說越熟，五人幾乎已經把他當成生而知之的聖人轉世了。

石版《論語正義》全篇洋洋二十餘萬言，是以類似於朱子語錄的白話寫成，體例仿照前書，先是集解釋義，然後闡敘論語大義。其書最為獨特之處，就是石越在這部書裡採用了一整套標點符號！

石越又與桑充國一起撰寫了兩個前言，一篇介紹全書的體例與作者的用心，一篇則是倡議採用標點符號，並且詳細解釋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雖然古代的“者也”之類的語氣助詞實際上有標點符號的作用，而且也有簡單的標點符號，但是應用並不廣泛，甚至還受到一些讀書人的抵制，所以斷句不一引發的歧義，始終存在。便是這部《論語正義》裡，石越對某些話的斷句在其後甚至引發了士林大辯論，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歷代斷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錢穆的斷法，讀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話的意義頓時截然相反！憑藉著《論語正義》巨大的學術聲譽，以及類似辯論帶來的震撼性影響，標點符號後來很快得到官方的認可並風行於世。

這部書還有一個小小的附帶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確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對於這部書，還有一個戲劇性的說法。

在《論語正義》尚未正式定稿的時候，這部書的名聲就已經悄悄傳開了。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舉子們的應酬聚會當中，引得舉子們打聽相問，唯一知道內情的陳元鳳用揶揄的口氣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幫助石越撰寫《論語正義》，欲取代何氏《集解》為天下士子必讀之書。”

這個傳聞於是便在京師悄悄地流傳開了。

眾舉子對於這幾人如此“不務正業”都表示不解，雖然知道石越的才氣，但是聽說他二十多歲就想著書立作，還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閉門寫《論語正義》成為熙寧二年十一月份時舉子們酒席間的一個笑話，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個更大的笑話，只有極少數人謹慎地相信石越或者真有過人的才華。

這件事的真偽已不可知，因為事後沒有人承認他們曾經嘲笑過《論語正義》。

當時唐棣等人完全沉迷在編撰之中，他們知道自己憑藉著參加了這本書的創作，就已經足夠名留青史了——這種榮譽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獎賞。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籌備著棉紡裝置的製作，一方面乾脆斥資購下一間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書定稿，就立刻刊印發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後，石越卻遲遲不肯定稿。

這部《論語正義》裡，藉著對孔子及其門人語錄的解釋，不僅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義”的概念，而且還提出了“實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並且石越還強調了“邏輯學”的意義。對於政治體制，石越無比清楚地提出了權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藉助對管子的議論，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義，指出“仁”最大的目標便是讓四夷同沐德化，接受華夏的思想與文化；並且數次強調國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抱負，應當是讓所有的民眾全部過上平等而富實的生活！他在書中強調孔子認為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認為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禮義，這是孔子畢生追求的目標之一……

可以說，雖然恪於《論語》這本書的內容，石越所表達的有限，但是對現代的政治思想，他幾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達，甚至還暗示了天子的設立，是用來為天下萬民服務的，而不是用來統治天下萬民的。

這部書的內容，一方面迎合了當時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與皇帝共治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氣節修養，強調華夷之辨這樣的學術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提出了許多的新概念，並且格外地重視民眾的地位與作用。雖然這是孟子早就提到過的，而當時自王安石以下——特別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經術派”，對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畢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顯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喪，石越更是提出“貴在心哀，而不在於形式”這樣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討論。

憑著謹慎的個性，石越在他不能準確判斷形勢之前，並不敢輕易丟擲這部書來。他需要這部書給自己帶來巨大的聲譽，而不是巨大的爭議。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來，首先必須要讓士大夫中的傑出之輩能夠接受，這是石越的一個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請了十幾個老先生來專門審查這部書中是否有犯忌觸諱之處，然後自己和唐棣等人反覆討論，希望可以把握一下當時代的人對一些事情能夠接受的感情底線，最後終於還是做了一次修改，將如三年之喪之類的內容中關於批判的部分刪掉。

唐棣等人對石越如此持重幾乎是不能理解，他們生活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下，宋仁宗以來對士大夫格外的優容，而王安石變法引發的政治鬥爭剛剛開始，並沒有波及到他們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來，所以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需要這麼小心。李敦敏誇張地說：“此書一出，從此天下學《論語》者案上必置一本《論語正義》，而天下凡識字者必讀《論語》，故天下凡識字者必讀《論語正義》。”他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將享有的巨大聲望，雖然這部書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們也很自豪自己能為這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歎服石越的老成穩重，二人對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憑藉著他們二人半生的閱歷，他們絕對相信這個石越能夠把他們唐、桑兩家帶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質是投資與回報，初步排除他們有可能陷入謀反的陰謀中這一可能之後，他們已經決定做一次政治投資，從此讓他們兩家擺脫賈人的名聲，從他們的下一代開始，桑唐兩家將成為名宦之族、書香世家。唐甘南給唐棣父親的信中說道：“我們唐家現在有一個百年難遇的機遇，藉助這個人，不僅僅毅夫侄兒可輕易當大官，便是我們二人，得個朝廷的封賜，也是很容易的事情。這筆生意，斷無不做之理……”

基於這種判斷，桑、唐兩家對石越的支援不遺餘力。當時的工商業相當繁榮，身家億萬貫的商人也並不罕見，桑、唐兩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財力也已相當可觀。

熙寧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紡技術裝置基本上已經試製成功，同時，石越開始對《論語正義》定稿。每議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開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為了讓這套書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計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內的工人外，還特意請來了汴京最好的數十名工人，刻板、紙張都是上上之選。但儘管如此，要刻出二十餘萬字的書版來，也非易事。一個字不小心刻錯，整版就要重來，書版堆滿了印書坊的十多個房子，上百個工人夜以繼日地工作，到十二月結束的時候，一部《論語正義》不過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對於這種進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們詢問：“我聽說有一個叫畢昇的人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無論成本還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來得好，為什麼你們還用雕版呢？”

工人們卻茫然不知畢昇為何人，只告訴他，現在的確有人用泥活字印刷術，但是主要是在杭州一帶，並不普遍，汴京較少採用。因為活字印刷質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於效率上的改善也並不顯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聽著。

他當然知道此時肯定有活字印刷術存在於世，要知道記載這件事的沈括正當壯年，如果他沒有看到，也不至於亂寫，何況這也不是亂寫可以寫出來的。他尋思著：“活字印刷術肯定比雕版印刷術要強，至少適用於大規模的生產。但是谷登堡印刷機和鑄字機卻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來的，況且用於金屬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個難題。如果用王禎發明的木活字印刷術，採用轉輪排字架，再加以更現代的生產流程進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後再慢慢向鉛錫合金活字發展也不遲。”

因為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神放在那些棉紡機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議，讓他收購一家活字印刷坊，改進印刷術。桑俞楚立時便答應了，他雖然知道活字印書坊利潤並不高——它在硬體成本上低於雕版印刷，但是在軟體成本上，因為雕版工人不需要識字，而活字工人卻需要識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這件事已經不能純粹從生意的角度來看，因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許利潤超出想象也說不定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貫錢買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個招牌叫“桑氏印書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