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資治通鑑·周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春秋時期，衛國國君孫桓子率軍攻打齊國，結果大敗。

新築人仲叔於奚救了孫桓子一命，於是孫桓子想賞幾座城池給於奚以報答救命之恩，但被於奚謝絕。於奚提出的要求是，請孫桓子允許自己在馬車上裝飾“繁纓”，這是一種貴族身份的標識物。

孫桓子一聽很高興，一分錢不花就能還個天大的人情，何樂而不為？但孔子卻不這麼想，他說“不如給他多幾座城池，但名位和寶器決不能給。”因為在孔子這裡，象徵身份與名位的馬飾，遠比象徵財富的封地更加重要。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這句話其實是出自《左傳》，“假人”就是“被做假者”，比如“狐假虎威”。原意應該是君主馭下之道，假人嚴重了君主會被架空，甚至臣弒君。

往更通俗一點說吧，華夏文明講求的是名正言順，那麼“名”自然也就顯得無比重要，名可以是名聲，也能是威名，其實就是公理正義，既是天道；“器”本來是指一些身份到了才能使用的工具，早前是“大丈夫不能五鼎食，死亦當五鼎烹”，說的“鼎”就是“器”之一，而“鼎”可是諸侯才能用的。“器”前面應該再加上一個“公”字，既是“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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