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攻滅拜占庭的奧斯曼帝國在17世紀前採取的軍事制度也即是普洛尼亞的翻版，即著名的Timar制度，蘇丹的官僚們將軍事地產精細核算好，抽取部分充當騎士階層（西帕希）的服役報酬，西帕希同時也充當該地產上督導耕作和稅收的角色，Timar同樣不世襲（但若是西帕希死後，子嗣同樣可以參加蘇丹的軍隊，此地產也會優先考慮授予子嗣），其受益人名單要呈交蘇丹親自稽核，並會加以定期輪換，一旦西帕希長達七年都沒有為蘇丹提供過軍事服務，那麼他的Timar將會被沒收。

Timar制度有效地支援了奧斯曼帝國奇蹟般的擴張，併成為歐洲噩夢長達三百年，它被證明是那個時代最科學最有效的軍事制度，當然這個制度不可能完美無瑕，也不可能歷久彌新。當近代軍事制度盛行後，它不可避免地衰亡了——但我們沒理由因為一個實行了五百年的制度最後沒落，就說它從未發揮過作用，或從未先進過。事實上正是因為拜占庭的科穆寧王朝推行了普洛尼亞制度，軍力得到迅速回升，阿萊克修斯時代能拉出去野戰的人頭不過兩萬，約翰二世即達到四萬，而曼努埃爾一世則能動員七萬人……Timar和普洛尼亞制度也和日本中古時期的軍事制度相似，大名給麾下武士的土地增益也分為兩類，知行和宛行。宛行即是享有收益，但不世襲佔有的土地封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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