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東海之前，自然要把內部事宜安排妥當。

現在的徽王府，早已不是一群商盜。臺灣府建成，遊民落地分田，甚至本地夷人也開始往來府城，用打到的毛皮、野味交換糧食布匹，甚至是白銀銅錢。

落地紮根，這裡與九州不同，是真正自家的地盤，軍士有了衛所營地，首領有了府邸。藉助澎湖港的利潤坐地分成，在家裡就左手轉右手變成了中介，這樣賺錢過日子，犯不上出海拼命，自然舒服，因而多數人並不主張下南洋。日子已經不錯，何苦還要跑那麼老遠呢？一旦惹惱了弗朗機斷了商路，這中間商還怎麼當？

為此，楊長帆劃了兩條路，想穩穩當當留在島上護衛、管理港口府城的就留下，但抽成會降，想創再一番事業開闢南洋的，就隨船隊出海，賞賜會升，這當然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在徽王府的地位也會隨之有所變遷。

東番之地，無論衛所、府縣還是官吏設定均沿明制，可謂東番特別行政區，如今的事業可萬不得再以首領和綽號相稱，那是自甘墮落。

此一脈從上至下，名義上的最高級別自然是九州徽王城，最高階的人物是徽王汪滶。

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即便先前發生了那麼多事，汪滶卻依然自命徽王，只因“徽王”這兩個字，幾乎是楊長帆一黨與明廷最後和平的希望。

我認徽王，就代表我不稱帝，徽王之名不過是借大明分封王侯之意，也就是說我還自認為明朝的人，距離徹底造反名義上還有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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