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春。

晨霧瀰漫在法租界碼頭上，許多光著腳的裝卸工人擠在一處。在等天亮。

沈奚帶著四個中國籍的男醫生、三個男護士、三個女護士，穿著白色的工作衣，戴著口罩和帽子，也等候在這十六鋪的外灘碼頭。

這裡是上海唯一經營國際航線的公司設立的碼頭，他們在等一艘今早會入港的遊輪。

當年，她和傅侗文歸國，就是從這裡下船的。

“沈醫生，”一個男醫生在沈奚耳邊問，“你是女人，一會要有人出言不遜，或者動起手來，記得往我們身後躲。”

“不偷不搶，為什麼會要動手？”沈奚啞然而笑，“你們要護住那三個護士啊，都是我好不容易招來的女護士，可不要給嚇跑了。”

大家笑。

“沈醫生，我們才不怕。”其中一個女護士表決心。

沈奚也笑，雖然笑容隱在了白色的口罩下。

“我擔心，我們這幾個人，攔不住那麼多的旅客。”一艘遊輪跨越重洋到上海這裡，雖然一路都有下船的旅客，可到了這裡，至少還有幾百人。

他們只有十一人。

“總要試一試，況且我們不是要扣押他們，只是要詢問，船上是不是有流感患者，”沈奚說，“還有，重點問有沒有病死的人。看他們每個人的臉，如果格外憔悴的，就儘量勸說檢查體溫，能找到一個是一個。當然我最好這一船的人都是健康的。”

沈奚這番話早重複了十幾遍，大家爛熟於心：“記住，鼻血、咳血、耳朵出血，面板變色是後期症狀。要有人真的在船上見過這樣的死亡症狀，馬上來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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