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無私事，裴該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隨時記錄下來，以編纂《起居注》。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於西漢武帝，或東漢明帝時代，但一直不設專職，要到晉朝，才確定由秘書監下屬起居郎來負責——也算是司馬氏對封建政治制度發展所做的少數幾樁貢獻之一了。

所以除非軍國要務，嚴禁外洩，否則象規劃新長安城之類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瞞得了朝臣——且還有工部、虞部摻和呢。因而不數日後，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庫未充之故，請求陛下暫寢修城之議。

裴該回復說我沒打算這就修新都啊，不過預先做點兒規劃而已，能夠浪費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卻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須先期規劃。且建新都有利於彰顯天子之威，國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應形勢，徐徐為之。”

御史中丞熊遠和監察御史陳頵都上奏駁斥，不過熊孝文主要是質問裴嶷，倘若現在就營造新都，人力和錢糧打哪兒來啊？陳延思則表示，以洛陽為都城正好，何必再勞民傷財，計劃西遷到長安去呢？

不必裴該開口，徐渝就主動跳出來跟兩人辯論了——主要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豈容他人破壞？而且營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將來史書上多半會記一筆，長安新都的總規劃師是他徐渝徐子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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