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駱賓王的一套“狼羊論”，王福疇只覺得這套理論跟當年懷遠郡王李思摩的“狂犬論”有得一比。

李思摩自比“狂犬”固然是調侃玩笑，但多年以來的操作，卻是典型的法家手段。貫徹對自己供奉之君王的忠誠，無條件的忠誠。

這種忠誠和道德意義上的品質無關，而是作為一種信條，一種理念，一種價值觀來維持秉持此理論之輩的生存意義。

乃至在生存終結之後，後世在傳說生前故事之時，也要為此理念所震撼、震懾。

龍門王氏並沒有資格在隋唐帝國的政治版圖上大放異彩，正如大多數“二流世家”那樣，他們在不同的地方投機投資投獻，總會有收穫。

而阿史那思摩的“狂犬論”，在王福疇看來，這並非是臣子對自身的描述。他更多的，是用另外的視角，去解讀君王，去影響帝國。

也就是說，“狂犬論”背後描述的並非是“狂犬”本身，而是君主。

李思摩在自比狂犬之後的十數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侍奉君主。更重要的是，他的侍奉不同於閹人、宮婢、妃嬪、勳貴，是有理論和現實加以鞏固、支援，這是一套透過實踐，摸索出來的行之有效的為臣之道。

所以，在王福疇看來，李思摩的“狂犬論”，本質上來說，其實是“君主論”。

同樣的，駱賓王的“狼羊論”，本質上來說，其實是“暴動論”。沒有“道路以目”，就沒有“國人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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