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自古以來的基建能力，是不需要進行爭論在各大文明中是不是第一的，因為沒有必要。

哪怕是某條亂入唐朝的工科狗非法穿越之前，漢朝遺存下來的水利工程，還依然非常堅挺地造福後人。

至於戰國時期的各種狂霸酷拽工程，就沒必要出場了。

同樣的，貞觀二十三年唐朝進一步增加的耕地數量，也是圍繞在漢朝的水利工程來逐漸擴張。

僅僅是漢水一線，就包括蕭何堰、高堰、楊鎮堰、五門堰等等一眼看去就能發現其牛逼的堰壩。其中漢朝蕭何督建修築的堰壩就有三四十處，總數量破百，廢棄的同樣破百。

不算雲夢澤西南隋唐新開發的土地，上游地區在五百年前就增加了優質耕地四十萬畝。

至於張湯督建的褒斜道……是可以跟戰國時期的那些狂霸酷拽工程一較高低的。荊楚大地頭一次輕鬆把糧食運入長安，就是因為張湯夫子弄出來的這麼個“超級工程”。

“改道治水”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極為簡單的四個字背後，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需要一個動員能力極強的組織，需要一個管理水平極高的團隊，更需要保障整個工程系統執行的制度。

為什麼已經覺得自己“無敵”的李董，心心念唸的不是什麼狗屁“天可汗”，而是“功蓋炎漢”？

因為漢朝在全國遺留下來的成千上萬個水利工程，就足夠然後來的君王感覺到絕望。哪怕是程處弼在西域大開殺戒，最終安撫那些可憐蟲的時候，他用的每一滴水，都是從漢朝遺留下來的井渠等水利系統中打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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