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二年的大唐帝國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管是武漢、淮揚還是說蘇杭、關洛，有識之士長篇累牘地在那裡發文章，或是在朝或是在野，官宣民報的聲音極為複雜。

但在老張看來，千言萬語一句話：集體向右。

不管張德承認不承認，此時此刻，在唐朝的青少年中，“民族主義”已經不再是萌芽。

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要做什麼，青少年在躁動中，有了自我認識以及身份識別。

“唐人”這個稱呼，超過了樸素的“唐朝之人”解釋，中國內外，“唐人”天然地具備了某些不可捉摸的使命感。人們賦予了字面之外的種種含義，當年那句“提攜玉龍為君死”，也不再僅僅是文人墨客喝酒時候的裝逼，而是實實在在的，有人願意以此為準繩，貫徹內在的精神意志。

這股力量裹挾著朝廷的大政策大方針，原本需要經歷時間才能做到的實邊，在理想主義者和投機主義者的雙重鼓動下，進一步強化了“包舉宇內囊括四海”這個“天命在我”的概念。

洪流之中，有識之士也只能跟著洪流走，凡是逆流而上的，都不是有識之士。

於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所朝廷部門直屬的專科院校，長沙土木學院的校訓，就相當的耐人尋味。

公開的校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私底下一幫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教員，鼓吹的是另外一句：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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