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令”其實也是一條退路，當然前提肯定首先是收益，之所以說是退路，是指對底層百姓而言。

帝國的核心地區如果盤剝太過厲害，“拋荒”只能解決一時，但一路“逃竄”，還是能搏一條生路出來。

按照老張的估計，在他八十歲左右的時候，姑且先架設能活到那個歲數，唐朝的人口將會達到七千萬左右。如果又有特別的鼓勵生產措施，衝擊七千五百萬人甚至八千萬人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哪怕按照八千萬人口來計算，整個唐朝地區的可耕作田地數量，在五十年之後，同樣是得到極大發展的。

以大河工坊為例，在張德、李思摩、弘農楊氏、渭南杜氏等介入之前，河套就是雞肋之地。

然而十年過去了，科學的規劃、合理的開發，以及配套的產業，使得以大河工坊為核心，農牧業得到極大發展。水利設施的大量規劃開拓，增加田畝三百萬以上。苜蓿和鹼蒿子的種植分佈面積，保底在一千兩百萬畝。

而青料塔等青料設施的投入，加上水力、風力的利用，八牛犁、曲轅犁的投入，牧區分包及牲畜圈養。整個西河套及大河工坊附近的上下河套地區，提前在貞觀年間被稱作“塞上江南”。

至於毛紡、棉紡、麻紡、製革等行業對草原人口的吸收和調控，這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不是一開始的目的。

此時的事業固然是“輝煌”的，但作為一條工科狗，老張不得不預防“爆炸”帶來的破壞。而“圈地令”，就是當“爆炸”產生之後，人們衝破底線之前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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