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稅光榮疏》就是乾柴房裡點火，救火的還往火上澆油。不過外朝官僚倒也是機靈的多，沒有攻擊張德本人，全然都是一副“對事不對人”的架勢。就彷彿，這《納稅光榮疏》不是張德遞上來的，是有人塞到了張德的手裡。

“阿郎，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堪稱神兵利器啊。不拘外朝如何公議，總歸是不能說沒有‘用之於民’吧。倘使真要這般說了，怕是稅賦都不要收，俸祿都不要領。”

其實老張並沒有太高深的政治意識，他依然是針對生產關係出發。貞觀十五年之後，大城市的手工業越來越發達，而大家族大商人，又能夠投入大生產。各大城市的主要產值，手工業、貿易業等比重越來越高，像武漢以及現在的長安，工業產值已經是重中之重，萬萬不能剝離的。

洛陽作為全新的帝都，今年會進一步把留在長安的職能部門抽離，這些行政人員以及附庸在其上的不事生產者逐漸轉移陣地之後，長安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橋頭堡。

這既不因皇帝的意志改變，也不因工科狗的技術發展而改變，純粹是長安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也是帝國在經營西域之時，陸路運輸、補給、支援所決定的。

崔珏能想得多，但老張是想不了那麼多的，他的根基，只能是儘可能地紮根在自己熟悉的領域。

與其說是和李董這種“千古一帝”鬥心眼，倒不如說是為了配套先行發展起來的新生產關係，不得不做出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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