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殺蛟龍，只是具體到如何改造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一個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工作。

除了鱷魚這種能直接威脅到家禽家畜乃至人類的物種，諸如釘螺、蚊蟲、螞蟥、蝗蟲等等防治工作，都是具體要派遣人手去宣傳去處理去安排去科普的業務。

而想要做這樣的業務這樣的工作，大唐王朝的朝廷，是萬萬沒有這個能力的。朝廷有官僚，但官僚最多也只是下放到縣級單位，且不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組織力來完成這樣的工作。

在貞觀十四年到貞觀十五年，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姑且說是完成的人和組織，有也只有張德、“忠義社”、華潤號、同仁醫學堂、臨漳山書院、京西大講堂、王學成員、新學成員、各地方新式商號、各新興產業商會、順豐號及各物流行、巢氏醫學、賈氏農學、新工學及大量的原始農民工、初步識字的產業工人和小有產者……

組織及組織力，從來不是居高臨下的嘴炮。它需要深耕數年十數年數十年，需要大量的實踐和總結，需要有參與社會活動的綱領和指標，以及願意貫徹這個綱領的一大批骨幹知識分子。

當年江南土狗伸出罪惡的黑手，摸向五姓七望及大唐帝國的教育權，便是為了這一點點微小的工作。

因為出身被排擠出科舉道路的新生智力資源，他們在作為帝國的知識“蓄電池”的同時，同樣在壯大著工科狗的小霸王學習機開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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