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廿日前後，朝中接踵而至者有兩件大政，皆由皇帝發中旨獨斷獨-裁。其一，三次向長州發敕，鎮守副使顧逢恩整軍拔隊，領三萬軍出城行進，支援前線。其二，左遷刑部尚書杜蘅為中書令，令大理寺卿暫兼刑書一職，吏部尚書朱緣仍居原位。或有人將二事戲言概稱為出將入相。

第一件軍政不談，第二件人事上的變動卻使得部分朝臣不解，因為入相的杜蘅很明顯是太子的私人。數年前李柏舟一案，他同張陸正一道效力甚巨不說，次年翻案時，他也曾與張氏一同戴職被審查。雖然鞫讞期間他一字未認，嗣後又證明是廣川郡王和張氏子虛烏有的誣頌，但是此事仍然是他行狀上不可祓除的一大汙跡。以本朝的清流眼光看來，不避忌去職便已是戀闕之行，頗為直人君子不齒，不避忌去職反而累遷相位，則更加令人捉鼻。不齒也罷，捉鼻也罷，世風日下，且不論道。更要緊的是，以皇帝和太子多年微妙的關係，為何要將太子親臣抬至鈞衡相位，則有些天心莫測的意味在其中了。

何況當事者的態度也很奇怪，詔令下達，眾人拱手相賀杜尚書，其中一善謔者笑問有無老僧也曾許他碧紗籠之時，杜蘅卻面色悻悻，王顧左右後拂袖而去，弄得一干人倒真成了丈二僧，摸不到頭腦。

面對趙王定楷，王府內侍總管長和也持同樣的觀點和疑問。仲春將臨，新痕懸柳，淡彩穿花，然而早晚天氣仍是偏於冷的一面，並不十分適合出遊。定楷在後園的晚風中緩行慢步，長和也只能耐心壓慢步子，多走了片刻，便忍不住要搓手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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