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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的東歐發生過很多很“神奇”的事情，而在不起眼的赫魯尼切夫發生的這些不起眼的“糾紛”，似乎也並沒有多麼的引人注目，沒有造成多麼深遠而廣闊的影響。

不過，那也只是在當時人的眼光看來的而已。

當2016年中國載人登月專案成功，酒泉控制中心應邀而來的方彬，卻不由自主的回憶起了那個混亂的下午。

那個和這一刻的酒泉中心完全相反，充滿了絕望和冷漠的會議。

和當時的方彬一樣，普列謝茨克也並不知道，他們的這次行動究竟對俄羅斯航天產業來說意味著什麼。

“同事們，蘇聯航天工業的同志們！西格蒙特雅恩現在做什麼？我們的功勳宇航員只能去開出租車！星城有一位最好的衛星軌道專家辦了綠卡移民美國，然後呢？全家住在地下室，給美國實驗室當門衛、當清潔工。帶著課題去美國的科學家，倒是領著高薪，但課題卻被搶走了。用不了兩年，這人就會跟不上科研潮流，科研生命就算走到頭了。想走？對不起，簽了賣身合同，死也得死在僱主的手裡。”

普列謝茨克以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方式，打開了他的質子號事故論證會的魔盒。

赫魯尼切夫的廠區中心禮堂，下面坐著的是密密麻麻的赫魯尼切夫工作人員。他們有一線的工人，也有實驗室的研究員、設計院的工程師，班頭、段長和車間主任，負責安全和保密的克格勃，大腹便便的後勤軍官，圖書館的資料管理員，甚至是運輸車隊的司機們。如果說這些人身上有什麼共同點，那恐怕就是臉上共同的迷茫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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