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軍中的僉事官,確實比較特別,他們通常文化素養比較高,而且從職責上算,他們的職責屬性也屬於文職。
但他們又確確實實是軍人,因為他們在軍事學院接受的都是軍事化的教育模式。
而且,僉事官並不一定只能限於擔任軍中的文職,很多人憑藉自己的指揮才能,從僉事官變成將軍,直接指揮軍隊作戰。
他們這種軍中的文職和武職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他們文化素養既高,接受的又是軍事化的教育,做事的效率往往比那些死背四書五經,透過科舉出仕的正統文官高。
如果讓他們由“將”入“相”,擔任朝中的文官,他們應該完全可以勝任,甚至做得更好。
如果能從這方面再開一個口子,另闢蹊徑,那麼科舉取士的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就會慢慢的動搖。而只要動搖了這一點,也就好辦了。
要改革科舉,那就等於是在動天下讀書人的乳酪,這其中阻力之大,不用想就知道,如果行之過急,必須可能導致人心渙散,甚至天下大亂。
對於這件事,秦牧可謂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對朝中大臣一點口風也不敢透。
正所謂: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是以,秦牧連最信任的心腹大臣都不敢使之得曉,慣常用的在《大秦時報》上先以輿論造勢的手法,也不敢再用。只能小心翼翼地,先從其他渠道一點一點地浸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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