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與劉宗周在“嚴以治吏”這個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這表面上看似是一個具體問題，但實際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還是用法家的嚴刑震懾。

本質上是儒、法之爭。

加入到爭辯的人越來越多，支援劉宗周以仁德引導感化的人佔到了多數。

對此，秦牧一點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雖然勢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謝經綸等人都站在他這邊，一起擺事實說道理，一條條地反駁著對手，極力向秦牧推行“寬以養民，嚴以治吏”的治國思想。

最後竟然楊廷麟也站了出來，為王夫之辯護道：“陛下，王學士提出寬以養民，嚴以治吏。臣以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剝皮充草之酷刑雖不可取，但古之君子，無不是寬以待人，嚴於律己。為官者變當有此君子之風也！

為民者，縱有奸邪，為禍亦有限。為官者食君之祿，治理一方，責任重大，若貪髒枉法，則禍及一方矣。由此而論，王學士倡議寬以養民，嚴以治吏，實不為過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首重於修身。若為官能嚴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懼律令之嚴也！”

黃宗羲立即出來說道：“陛下，治亂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寧，以嚴法令，重刑律治國，實不合時宜。

王學士，楊尚書所言，雖不無道理，然只適合用於明末那種朝野紛亂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則適得其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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