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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派出“遣明使”這樣的事，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來看，那無疑是一件大事，值得整個國家的統治階層高度關注。但是，對於如今的大明而言，這就不過是皇帝和首輔兩人一番談話就能決定的小事。

拜周公旦與始皇帝之福，中國在同時期的世界上簡直堪稱政治早熟——而且熟得過分。中國擁有太過優秀的基礎，廣土、巨族、文化一體、中央集權，一切的一切都讓它天然、必然成為周邊外邦既欽羨又畏懼的“天朝”。

看看此時的歐洲各主要國家，誰的情況比大明更好？

先說大明將來在陸地上極大機率要面對的頭號強敵沙俄。沙俄擺脫“韃靼桎梏”至今也剛過百年不久，在萬曆三十年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602年，沙俄連政權結構都還不算穩定，貴族勢力在政壇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沙皇的權威尚未完全確立，貴族們往往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和影響力。

此時，別稱“雷帝”的伊凡四世已經去世，其子費奧多爾繼位，但由於費奧多爾體弱多病且對政治不感興趣，國家大事主要由他的親信鮑里斯·戈東諾夫處理。戈東諾夫攝政期間，貴族間的權力爭鬥愈發激烈，為後來的政治動盪埋下了伏筆。

當然，沙俄在1602年前後已經開始了其對外擴張的步伐。例如，沙俄曾派遣軍隊入侵位於中亞的希瓦汗國，雖然這次入侵以失敗告終，但已經顯示了沙俄對外擴張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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