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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確有以小制大的傳統，但在朝廷中樞而言，以大馭小卻也是必須堅持的體統。高務實的這一手毫無疑問就是要用“以大馭小”來壓制“以小制大”。

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辦事的過程中永遠要講究就事論事，要講究一個“誰負責”的問題。

這就好比無論你如何強調“以小制大”的重要性，當朝廷出現方面要務之時，也往往免不了要設立一個臨時的經略來掌總一切。

現在的情況就很類似：既然要參與督辦翊坤宮調查，而且是和東廠並行，那麼就一定得有一個能和東廠提督在權威上足以分庭抗禮之人來主持，方能確保外廷不會反過來成為東廠的小跟班。

六科的兩位科長雖說可以以小制大，但這個以小制大畢竟只是監督層面的，其在話語權層面肯定爭不過東廠提督，因此就必須明確外廷的“調查組”以左都御史為首。左都御史身為七卿之一，乃是堂堂二品高官，背後又有內閣支援，那就完全可以在廠督面前挺直腰板說話了。

這些年大明對外戰爭接連勝利，而這些勝利顯然都是外廷取得的功勞，因此如今的外廷絕不會容忍自己的話語權比不過內廷，那麼推出左都御史作為外廷在調查中的代表就十分必要。

與此同時，既然左都御史此去是代表整個外廷，那麼兩位科長自然也不能——至少不應該和他唱反調。由此，左都御史蕭大亨就擁有了“以大馭小”的合理性，且此時“以大馭小”的優先順序將必然壓倒“以小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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