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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著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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