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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保這邊繼續召集東廠的大璫們同高務實玩大家來找茬，卻不料事情出了些意外。

次日，以張居正執筆擬票、馮保按例批紅的對劉奮庸、曹大埜處理決議下發之後，在京眾臣就覺得大事不妙，因為該決議甚至稱不上處罰，作為對傾陷輔臣的處理而言，力度實在太輕了些：劉奮庸外調興國知州，曹大埜外調乾州判官。

為什麼說輕呢？劉奮庸原本是尚寶卿，正五品官。這個尚寶卿雖然是京官，而且職責是為皇帝掌管寶璽、符牌和印章，算起來也叫天子近臣，但實際上這是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務，甚至經常恩蔭給一些元老重臣的子弟。

而興國州，是武昌府所屬的一個州，其知州乃是從五品。從尚寶卿降調為興國知州，論品級只是從正五品降到從五品，論實權……說不定還更足了。

而曹大埜呢？原本是正七品的戶科給事中，按照皇帝的手詔，不僅是要降調外任，而且是要求“從重嚴處”的，結果他外調乾州通判，這是個從七品官——這叫“從重嚴處”？

要知道，通判雖然在一州之內，是排在知州和同知之下的“三把手”，但由於通判同時還有監督知州之責，所以很多時候連知州都要給通判幾分薄面，這可不是個虛職閒差。

這個處理結果，通俗的講，就是不給高拱面子。

朝中諸臣沒有料錯，這個處理果然激怒了高拱，並且這一次他連高務實的勸說都沒聽，當天晚上就再次寫了一道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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