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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為什麼堅持太子侍讀這一職務的新設必須經過內閣，而隆慶又為什麼堅持不走內閣而直接特旨設立？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鈞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貴妃也未見得完全瞭然，可是高務實卻自忖能看出一二關鍵。

申時行之堅持，與隆慶之堅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個程度上是因為兩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報給內閣，則作為內閣次輔的高拱必然反對，並且可能代高務實上疏推辭。

倒不是說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兒有出息，才幾歲年紀，正經科考都沒有經過便做了官，且是最為清貴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風氣便是如此，高拱作為高務實的長輩親屬、嫡親三伯，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上疏謙辭，而高務實隨後也就只能力辭不就。

要知道，這年頭就算閣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參劾一本，也必須上表請辭，並且在上表之時就開始“自我停職”，在家等著皇帝的下文。雖然一般來說，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時候甚至要同時下旨大罵那個言官一頓，更有甚者會把言官直接貶斥、罷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閣臣的這個姿態仍然要做出來，這雖然不能說是制度，但卻是誰都不會違背的潛規則。

大明的文官，對於名聲就是有這麼執著，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預設的規矩。

因此，當申時行發現無法力勸皇帝打消此想時，便想到了這個“曲線救國”一般的法子，然而隆慶帝畢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時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決了這個辦法，反而另闢蹊徑，特旨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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