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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霸利義之爭(下)

因此王學和程學的沉伏起落，卻都是因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領域。其實推崇王學的人，未必真正淸楚新學的真實內容，而信奉程學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學的精蘊。不過無一例外都是為政治服務。

到了靖康之後，隨著趙構繼位，對前朝的得失也進行了反思，出於為尊者諱的傳統，不能說是宋徽宗的過錯，只好把責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憑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脫不了這個干涉。因此不僅把王安石遷出了孔廟，而且他的新學基本被徹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學在紹興初年，趙鼎當政的時候，雖然曾活躍一時，但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權力扶持的結果，並非是對學術的尊重。等到秦檜當政之後，又開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學。政治對學術的壓制，可見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檜死後，政治風氣才稍有好轉，許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用權力強行扶持學術的危害性，在紹興以後，孝宗隆興時期當政的宰相張浚就極力主張，對於學術派別應該一視同仁，而不當一切摒棄，在張浚之後，執政的虞允文也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因此在孝宗當政的時期，基本也都是秉承著這個思路，這才有瞭如今大宋學術的另一個繁榮時期。

趙忱繼位之後，也仍然延續對學術派別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態度。因此在建立鐘山書院的時候，規定朝廷的任何官員都不許干涉書院的教學。而趙忱雖然也經常去書院聽學術爭辯，但也從不在公眾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有時聽完就走，偶爾發言，也是對論辯雙方都籠統的誇講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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