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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漢帝國史•西域傳》中，史官寥寥幾筆交代了這年秋天發生的一件事:“……有客自西來，言中外互通之便。天子下廷議，丞相諸大夫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否之。天子不悅，問詢尚書檯，常侍慷慨陳詞，盛言通西域之利，朝臣不能駁。遂定策，遣使持節往之……。”

寫史者，春秋筆法，最善用之增刪，往往會把一些不亦宣之於眾的史實，隱藏在這些簡略的記載中。後人尋章摘句，苦苦鑽研，也很可能理不清頭緒。但對於當時的見證者來說，卻無比深刻的知道這背後銘刻的較量和重量。

最開始，當皇帝劉徹看到長樂侯元召的奏章，要求單獨奏對時，他的心中是有些驚奇的。這樣的時候，並不多見。於是，他帶著一種期待的心情，在宣室閣召見了元召，想聽聽他給自己帶來了什麼好訊息。

時間定格在一個秋日的午後，一篇足以光耀史冊的君臣對話，便在這方天地中，由那位匆匆趕回長安的少年侯爺開了頭。

負責在旁邊執筆記錄的，是一個剛剛十八歲的毛頭小夥子。太史令司馬談年紀有些老了，已經幹不了幾年了。現在已經在開始培養史筆紀錄的接班人。而他選中的人是他的兒子，子代父業，這也是一種職業慣例。更何況他的這個兒子才華出眾，舉賢不避親，他足以做好史官這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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