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邊鼓吹何喧闐，商行賈舶相往旋：珊瑚玳瑁傾都市，象齒文犀錯綺筵；臺浦明珠連乘照，日南火布經宵燃……”此詩出自明末天啟年間韓上桂的《廣州行呈方伯胡公》，此“方伯胡公”即為時任兩廣總督的胡應臺。從這首詩裡，我們一方面可以感受到400年前古代廣州商業所築起的無邊繁華，而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其海外貿易的帶來的繁華，畢竟，珊瑚玳瑁、象齒文犀、日南火布之類來自海外。

縱貫明朝統治期間，“海禁”一直是明政府對海洋的基本政策，不僅遠洋性質的海外民間貿易被禁止，明政府甚至不容許百姓進行捕漁業及沿海貿易。

不過上有政策是下有對策，既然官方不許，那就走私好了！

官府明面上不許外貿，福建的關稅收入，萬曆初年只有兩萬兩，崇禎最高時也不過五六萬兩，但據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義的海外貿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歷史後果》一文估計，從隆慶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間，僅透過中國—呂宋一墨西哥這條太平洋“大帆船貿易”路線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就不下6000萬比索，摺合成庫平銀當在4000萬兩以上。再加上倭國的銀子呢？透過馬六甲海峽來的銀子呢？

這麼多的銀子流入，就有價值這麼多銀子的商品外流，絕大部分都是通過了走私方式賣到國外，賺回銀子。

明代的外貿中心是福建，外貿物件則主要是南洋，次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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