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的蜀中，從過完年以後，氣氛就一直是很惶恐的。尤其是作為統治核心的綿竹-成都地區，已經連續爆發了數次政潮。

原因不言自明，中原決戰期間，蜀中方面可能是因為偏安和僥倖心態，一直對可能到來的戰爭視而不見，以至於真的大禍臨頭後，反而狼狽不堪。

話說，這個時候的蜀中局勢，真的是跟別處稍有不同。

從基本盤上來說，本土豪強自然不必多言，擁有人力物力的他們在哪裡都是鬧事的主旋律和刀把子；當時跟著劉焉一起進來的荊州、三輔、洛陽地區的所謂東州士自然也不必多言，作為外來政治領袖的根基，政治權力與財富的掠奪慾望也是天然而然存在的。

而且這二者之間的矛盾一直就是蜀中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益州地區同時還有本土道教、板楯蠻、氐人、南蠻等大量旁門左道和少數民族勢力，幾乎人人有刀槍，個個皆不可小覷。

不過，這裡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巴蜀地區的本土著族右姓，也就是所謂世代做官的世族了，卻居然是在如今的蜀中政壇中缺位，或者說失語的……這就很不對路了！

不過，究其原因倒也簡單。

首先，巴蜀地區在後漢一朝文教一直都不發達，益州世族天然弱勢。

其次，那就是劉焉統治下的益州，本土世族領袖一直缺位，名位最高的成都趙氏（趙典、趙謙一族），恰好董卓之亂前全家就被隔絕在了三輔地區，至今未歸；而賈龍、任岐等前期和劉焉達成和睦的本土士人大佬卻在劉益州與趙司徒之間的隔空對戰中淪為炮灰，被劉君郎給過河拆橋，紛紛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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