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孫元起口中所說的“稱兵作亂”，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

現行的歷史課本上往往把二次革命的根源歸結為袁世凱違背《約法》，專制獨斷，戕害革命同志，國民黨和孫中山成了被迫反抗的受害者。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導火索為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後大借款案，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歷史真的是這樣嗎？其實早在民國元年一月袁世凱與黎元洪接洽和談之時，《民鐸報》上就已經有人借鑑法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第二革命”的可能性。

當時南北雙方剛剛在漢口血戰一場，表面上看各自都是戰意十足，袁世凱麾下的北洋軍攜著戰勝之威，大有“滅此而朝食”的氣魄；革命黨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膽氣外，還有南方各省漸次來援的友軍，也聲稱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儘管兩下都叫囂得厲害，今天你發一個最後通牒，明天我發一個戰前動員令，彷彿大戰一觸即發，事實上雙方都沒有再打的心思。

對於袁世凱來說，他剛剛起復不久，北洋六鎮在過去的兩三年裡不知被滿清皇族安插了多少暗樁，而且在後勤、外交上要受制於清政府，為了避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即便他有能力剿滅革命黨，也不敢輕舉妄動。所以他採取了養寇自重的策略，在長江邊停下了腳步，一邊清理整頓北洋舊部，一邊與朝野各勢力、各國公使聯絡，積極奪取北方的政權。而對南方的革命黨，自然要以安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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