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張輝瓚部與姚寶來部整編成第四十七混成協,駐紮在經世大學周邊確保學校安全無虞,孫元起才徹底安下心,終於有空坐下來思考作為四川總督應盡的義務。既然坐在這個位置上,總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是?
然而如楊度所言,孫元起在暫署四川總督之前,根本沒有執掌一方軍政的經歷——不僅他沒有,而且祖上三代都跟官場不沾邊,個個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當年自己在學校做個學習委員,家裡人足足在外面顯擺了半學期!
孫元起在床上輾轉反側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終於想到一個突破口:三農問題。
2000年,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以公開信形式向總理反應三農問題,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隨後又有陳桂棣、吳春桃夫婦的《中國農村調查》,將嚴酷的三農問題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讓無數人重新認識到農民遭受的沉重苦難。
在政府和民間雙重努力下,三農問題終於出現重大轉機,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並對農村進行適當貼補,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改善了惡劣的農村社會生態。——這項批評聲最少、贊同聲最多的善政也被譽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重大成果之一!
在清末民初,農民繳納的各種賦稅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其痛苦指數與二十一世紀初相比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能夠適當降低農業稅負、蠲免部分農業稅款,豈不是大有益於三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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