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項非常崇高的事業，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從事，並且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政治的品性和品質決定了政治家的心靈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純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須有縱橫捭闔、處亂不驚、運籌帷幄和決勝千里的能力……”

“小王駙馬又出新書了！”這個訊息如同長著翅膀的鳥兒一樣傳遍了整個汴都開封，長期和商務印書館有著良好合作的大書商毫不猶豫的下了數量巨大的訂單，不過此時那些訂單還正在商務印書館的廠房中加班趕印，現在放在少數人手中的不過是新書的“試行本”罷了。

王靜輝出書到現在數量雖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頗有口碑，不過長期居於斗室陪老婆和孩子，人們很少見到這個渾身上下充滿神秘色彩的駙馬，但昔日頭名狀元的名頭和熱心從事公益事業的他，在民間的聲望絕對不會比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嚴》？！”王安石對王靜輝是非常關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年輕人給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對手的感覺，他曾經將王靜輝出道以來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細閱讀過，可以說對王靜輝的政治意圖瞭解最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沒有漢唐的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之害，更無外戚之患。但歷朝皆有權臣，從北宋初年的趙普，到南宋末年的賈似道。臣僚之間黨同伐異，爭鬥不休。為此，歐陽修還曾著有《朋黨論》，為朋黨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黨當政，尚能爭論為國，後期多小人之黨，且以朋黨罪人不淺。即使是君子之黨之間的爭論極大地內耗了宋代統治階級本已不足的統治力量。與此同時，也使當權者急功近利，很難逾越黨派之見，而不能通盤考慮，不拘一格的起用賢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國事越來越遭。在小人當政時，就更不用說了。法制的根本目標，在於“懲惡揚善”。但在宋代這種縱容、放縱的社會環境下，善未揚而惡益張。最後，只能是讓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國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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