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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組織，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是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的實力每強一分，日本軍閥的liliang就削弱一分，革命的勝利便近了一步。”，胡衛東認真地勸誡道，隨即將中國發展黨組織的各種經驗教訓與三位日本同志進行了交流，尤其強調發展黨組織要先選擇目標進行觀察，符合要求後再予以考驗，通過後才能發展進來，宣傳工作也儘量不要再採取街上發傳單之類目的性不強而又危險的做法，而要選擇有較強革命願望的人群進行重點攻關，這樣效率高而且風險小，而秘密戰線中可以避免一人被抓就一鍋端的“單向式”聯絡方法也被胡衛東教給了他們，三人一時都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而胡衛東說著說著，又突然語鋒一轉道，“發展組織很重要，但要想最終獲得革命勝利，離不開兩樣東西，一是武裝，二是錢財。中國革命開始的時候，國內正陷入軍閥混戰之中，因此人民武裝便有了在夾縫中生存並發展壯大的空間，但日本卻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你們如果直接模仿中國革命的方式，是必定會失敗的”

“那麼難道應該學習蘇聯？集中liliang奪取中心城市？”，西里龍夫不禁問道。

“十月革命的成功，對於日本借鑑意義要超過中國革命，因為沙俄與現在的日本一樣都處於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過程中，而且同樣是君主獨裁的政治制度，但是你們也不能完全照搬。”，胡衛東耐心分析道，“十月革命的基礎是二月革命。布林什維克先與那些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將獨裁的沙俄政權推翻。這種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liliang，集中打擊主要敵人的做法值得你們學習，但在具體的鬥爭方式上則必須考慮日本的國情。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批的舊軍隊對於沙俄政權失去了信心而紛紛反正，令紅軍在革命的一開始就獲得了強大的武裝liliang，而現在的日本軍閥對軍隊仍有相當強的控制力，至少目前來看這一招是行不通的，但將來日軍連遭敗績之後，這種機會就有可能出現了，不過那至少也要等到三年以後。但即便如此。你們仍需要從現在開始就儘可能地不斷向軍隊滲透。畢竟我們每掌握一點liliang，敵人就減少一分。特別是那些軍紀較haode部隊，一來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較淺，轉化起來較為容易，二來滲透進去的同志不太會因為自己的道德操守而引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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