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日奸們偶像的田中建四郎，生平最大的功績不是在勞工輸出的問題上，而是在他在一戰爆發前兩年寫的一篇《日本對中國的關係：論日本有無必要做為一個國家存在》。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石破天驚，讓熟知日本走向的李國勇也目瞪口呆，並且為當時已是日本首相的田中建四郎贏得了包括“元首文學基金獎”；第一屆“中華獎”中的“中華和平獎”和“中華文學獎”；接著被“中華帝國傑出風雲人物評選委員會”評為當年度“十大最有貢獻傑出風雲人物”第一位，而堂堂的帝國元首李國勇排在了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蔣百里，帝國的元首和總參謀長居然排在了一個日本人的後面，可見當時這篇文章的影響有多大，中國國內各階層是如何的器重這篇文章。

憑著這篇文章，田中建四郎被中國譽為了“和平使者”，並由帝國總理曾爭親自向他頒發了“榮譽中國國民”的證書。

日後被儲存在帝國國家博物館的這篇文章的原稿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公元前3世紀，既彌生時代，中國的水稻種植和金屬器具使用技術進入日本；公元4世紀，即古墳時代，中國的知識、技術已經開始流向日本，憑藉著這些知識和技術，日本才能生存下來；5世紀，日本開始學習並且使用中國的漢字，6世紀，接受中國儒教文化的薰陶。因此到這我們可以這麼說，這已經奠定了日本本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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