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自始至終都未說出這一道奏章是誰上的，但是如今看來，也不像是韓藝上的，但大臣們都無暇思考這事，他們更多的是思考的科舉，當然，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在思考這科舉該如何改革，而是在思考興科舉會給他們帶來的利弊。因此退朝之後，大臣們都是在議論紛紛。

如果從中國整個歷史上來看，科舉的出現，那是必然的，是不可阻擋的，就封建體質而言，要麼就是九品中正制，要麼你就科舉，沒有第三個選項。

但是如今是唐初，科考是隋朝才出現的，大家還都深受九品中正制的影響，因此對於科考，朝中有支援的，也有反對的。

另外，唐朝的科舉制度也是比較合理的，科目很多，而且鼓勵大家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詩賦就是需要思想的開放，唐詩的璀璨，跟唐朝的科考也有莫大的關係，直到明朝的八股文，才將科舉視為思想禁錮的工具，這其實是一種倒退。

李治雖然沒有就此下以定論，但是他現在擺明要興科舉，要打破士族對於權力中心的壟斷，問題是山東士族竟然全部支援科舉，再加上民意也是如此，很多大臣也都明白，皇帝現在要改革，科舉就是試金石，這是不可阻擋的，他們的思考漸漸從利弊轉到如何讓科舉變得對自己有利。

其實興科舉，也符合韓藝的利益，因他也想借著科舉，將自己的賢者六學發揚光大，沒有什麼比科舉更適合推崇賢者六學了，因此他建議是更改科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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