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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國敵象春天般溫暖包容，對待民眾象秋風掃落葉般無情無視。一個國家腐朽要滅亡了，整個社會從官吏到依託強權生存的快活的那些人，基本面上就會無意中按這種信條行事。

大宋朝一直慣著大遼。到了道君趙佶這一代越發苟且，越發慣著大遼，對百姓卻越發苛薄。

大宋朝廷對裡通外國的奸臣，嘴上說得咬牙切齒痛恨，骨子裡其實不以為然，並不較真。

也就是說，宋臣太多人並不真把叛國當成一等重罪。對私通遼國的，尤其如此。

因為宋遼‘和平’相處，是‘兄弟’甚至是‘父子’般關係，當然大遼一直是兄是父。大遼在大宋東京設有“使館”、使節，是最高貴最囂張跋扈的貴賓，當街殺人都不算事。大宋不少重要官員和大遼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有的是同族有親，有的是有共同‘愛好’友誼，比如‘詩詞書畫’，有的是有生意往來，交往中有意無意向遼友出賣情報自然是應有之意，不是稀罕事。而為了維持這種和平，在宋遼發生衝突時，朝廷也需要裡通外國者做中間人進行溝通斡旋。

弱宋的苟且無恥也只有辮子朝能與之比醜。

在這種氛圍下就會出現一些獨特現象。

比如一個漢人家族分成兩部分或者多部，分別在不同國家生存，表示效忠所在的國家，敵對別國，卻能得到該國至高統治者的信任甚至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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