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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與任何大臣商議的情況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寫了兩道聖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內閣宣讀；另一道給行人劉鳴。

第一份是讓央行的長官、或次級長官替代進入內閣決事，內閣擴充為十人；在刑部增設“工商法提舉司”，長官為正四品提舉，另有編修、參議等幾個官職。

提舉司負責修訂工商法令，但每條法令透過，要經廷議決定。職權還包括複審各地的工商業、財產糾紛、借|貸等財富相關的案件。受刑部尚書薛巖、兩個侍郎的節制。

第二份則是表彰劉鳴在日本國有功，將他調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舉司提舉，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設“大明央行”，並任命宋禮為長官，也是當場決定，沒有與誰商議過。但這回，情況似乎有點不一樣。

劉鳴那份主張“與時俱進”的奏本，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時間並不長，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經。夏元吉、蹇義、呂震、解縉等等一干文官，當天就表現出了對此事的牴觸情緒。

至於前兩天還有的“廢太子”舊案的風波，忽然之間就被人們拋諸腦外。

次日御門聽政時，蹇義便上奏：“行人劉鳴，武德年己丑科三甲進士出身，至今不過兩年有餘，或不能擔當四品之職，聖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縉立刻站了出來，徑直說道：“聖上，劉鳴此人既無資歷，也不見有過人之才。不過是揣摩上意、阿諛奉承之輩，寫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雲，走的是鑽營的路子。朝廷一開終南山捷徑，上下諸官皆效仿之，豈是好事？還望聖上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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