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要程式正確,那就要大動干戈,朝廷得再次集議,明宣蔡確離間兩宮之罪,然後怎麼懲處,都不為過。
不過高滔滔已經去世了,蔡確死得更早。
今年又是“務求安靜”之年,加上蔡渭跟著畢仲衍搞法制,也算是得力干將,之前修法一事上,立了很大的功勞。
於是趙煦也就不為己甚,追復蔡確右正議大夫,提舉玉局觀致仕。
不過諡號之類,是不可能再有了。
為了轉移大家對此事的注意力,甲寅,詔王安石、呂公著配享神宗廟庭。
神宗去世的時候,關於配享之臣到底該是韓琦還是王安石,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議。
因為高滔滔心向舊黨,最終選擇了韓琦和富弼。
趙煦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經曾布所請,重議神宗配享的問題。
王安石絕對是神宗的重臣,兩次擔任宰相,配享這件事本身,是無可爭議的。
之所以有爭議,那是不公正,其實都是黨爭搞出來的事端。
趙煦要搞政治平衡,順便宣傳自己的施政理念,乾脆搞了這麼一出,還安石相公公正待遇。
蔡京乘機夾帶私貨,把呂公著也抬了出來。
因為在這個時空,呂公著和司馬光有了大區別,和富弼相似,成了代表改良派的旗幟。
範祖禹覺得司馬光雖然十幾年不在朝中,但是他對神宗的影響比韓琦還要大,畢竟一部資治通鑑在那裡擺著。
於是也替司馬光上奏要地位。
然而此項建議沒能獲得透過,因為司馬光在神宗朝雖然聲望很高,但是其實地位不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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