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要程式正確，那就要大動干戈，朝廷得再次集議，明宣蔡確離間兩宮之罪，然後怎麼懲處，都不為過。

不過高滔滔已經去世了，蔡確死得更早。

今年又是“務求安靜”之年，加上蔡渭跟著畢仲衍搞法制，也算是得力干將，之前修法一事上，立了很大的功勞。

於是趙煦也就不為己甚，追復蔡確右正議大夫，提舉玉局觀致仕。

不過諡號之類，是不可能再有了。

為了轉移大家對此事的注意力，甲寅，詔王安石、呂公著配享神宗廟庭。

神宗去世的時候，關於配享之臣到底該是韓琦還是王安石，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議。

因為高滔滔心向舊黨，最終選擇了韓琦和富弼。

趙煦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經曾布所請，重議神宗配享的問題。

王安石絕對是神宗的重臣，兩次擔任宰相，配享這件事本身，是無可爭議的。

之所以有爭議，那是不公正，其實都是黨爭搞出來的事端。

趙煦要搞政治平衡，順便宣傳自己的施政理念，乾脆搞了這麼一出，還安石相公公正待遇。

蔡京乘機夾帶私貨，把呂公著也抬了出來。

因為在這個時空，呂公著和司馬光有了大區別，和富弼相似，成了代表改良派的旗幟。

範祖禹覺得司馬光雖然十幾年不在朝中，但是他對神宗的影響比韓琦還要大，畢竟一部資治通鑑在那裡擺著。

於是也替司馬光上奏要地位。

然而此項建議沒能獲得透過，因為司馬光在神宗朝雖然聲望很高，但是其實地位不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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