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降詔恤刑：“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縛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幹陰陽之和，非細故也。

其詔天下官司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志。”

大理寺卿畢仲衍上奏，《宋刑統條法事類》編造完畢，上呈御覽。

此書編目仔細明白，門類齊全，體現出了專業性，讓天下官員做到了有法有例有調整空間，相比之前凌亂不堪，堆房架屋，相互牴牾的法令判例，真正做到了綱舉目張。

而且該書前頭還有一個《總序》，聲明瞭大宋文明治國的淵源，法律體系形成的由來，以及立法的目的。

這個總序，描述了不少關於國格、國家屬性和以仁治國，以仁立法等理念性綱憲性的東西，在蘇油的眼裡，這是比內容還要重要的部分，已經具備了《憲法》的雛形。

趙煦大喜，命刊行天下州縣，作為地方理刑的必備工具書。

畢仲遊也上奏：“刑部、大理寺諸獄皆置氣樓、涼窗，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有獄州、縣當職官，半年一次躬行檢視修葺，務令堅固。”

從之。

戊午，御史中丞李之純言：“臣僚上言，乞嚴立制度，以絕奢僭之源；杜絕邪侈，以成風俗之厚。

至於閭巷庶人，服錦綺，佩珠璣，屋室宏麗，器用僭越，皆可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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