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只寫到了這裡，當時蘇油還沒有向高滔滔建議分割四通，“以宗室入四民”；章惇還沒有提出“稅制倒掛”，“量產為稅”。

王安石自己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只希望從統治階級的“仁善”“愛人”等道德要求來解決。

章惇在領悟到蘇油的對遼經濟手段之後，回去重讀此書，越讀越是心驚，也讀出了很多困惑，因此經常與蘇油進行探討。

其中章惇最反對的就是安石相公關於國家支出這部分的描述，認為安石相公忽略了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國家安全。

而章惇心目中的國家安全，可不光光是保衛國土不被侵犯，還包括了定期打擊周邊勢力組建的軍事力量，甚至將此過程中造成的軍力損失都算到了國家成本支出上頭去。

這娃就是骨子裡邊的鷹派，這才多收了三五斗，就已經開始萌發後世帝國主義思想和霸權主義的思想雛形，認為大宋周邊的勢力，凡是不當舔狗者，就該統統殺光。

這又有些過分了。

於是蘇油一路又跟他掰扯這個運維成本的問題。

國際外交的手段有很多，並非只有軍事一途，軍事其實是相當耗成本的一門生意，而且隱患很大，處理不當，那就相當於給子孫埋雷。

比如大宋周邊地區，好多地方即便拿下來又怎樣？

千年之後都還得扶貧，何況現在？

而且一個四境不寧的國家，想要安心發展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這裡涉及到一個關於“度”的控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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