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就發現了大宋物資上供製度存在的巨大缺陷。

其一，是諸路上供之物都是定額，豐年不能增多，歉歲不能減少。

其二，是上供雖然固定，但是消費不固定，消費少的時候會導致糧食陳腐，不得不半價而出，導致巨大浪費；消費多時有導致倉庫搬空，不能足用。

其三是各地加在農人身上的租賦，常常使用支移，折變等辦法，糶買的時候，也經常不根據實際情況，或求於不產，或貴買於非時，增加農民負擔，給了商人們操縱物價的機會，增加政府開支。

消除這些弊端的辦法，除了徙貴就賤，再有就是用近易遠，就是如果有多個產地都豐收，那就到距離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

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和桑弘羊的有很大區別，核心是利用市場機制，解決京師物資供應問題。其總的目的是協調供需關係；提高財政收支的效率；擴大政府購買力；撙節購買、運輸等開支；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商人“擅輕重斂散之權”操縱市場的兼併行為。即所謂“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

與均輸法配套的措施還有二：首先需要擴大發運司的職權，撥給發運司專項資金，用於採購，賦予“從便變易蓄買”的權力，並增闢官吏。

其次，需要建立京師所需與發運司上供的資訊溝通體制，以及發運倉儲，讓發運司預先知曉京師庫藏狀況，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安排糴買、稅斂、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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