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皇帝還朝之前，白玉琦很是灌輸了不少私貨理論給他。

例如說什麼“要想富，先修路，多生孩子，多養豬”之類的。

至於《基業管理制度》，白玉琦也整理出一份詳盡的資料給他，讓他拿回去跟自己的智囊大臣好生參研。

至於大唐朝內，白玉琦則建議李世民組建“內閣議會”，對應三省六部設“上下議院”，並在民間組建各級“民議院”。

一人計短，眾人技長，三個臭皮匠還頂一個諸葛亮呢。

就拿長安城來說，可在城中110座坊市內，召集在鄰里之間有威望的耄耋宿老為“坊議員”。

組成以坊正為首的“坊議院”，既商議處理家長裡短的坊間雜務，又能向京兆府遞交坊間難決的問題……好吧，這就相當於是後世的“居委會”機構，只不過沒有戴紅袖章的大媽而已。

但不可否認的說，這種基層管理機構，既能實現從下至上“以民治民”的目的，又可以防止官不知民、求告無門等管理體系上的脫節。

只要制訂好各種規章管理制度，授予各級管理人員處理的許可權。

絕大部分事務在各級管理機構層層遞交的過程中就被處理掉了，極大的減輕了高層管理階層的壓力。

不過在大唐直接照搬西方議會制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各級議員都只有議事權而沒有決策權，最終決定還是得看李世民這個皇帝的意思。

好在唐初各種制度還未完善，其中細節和適用性可以在施行的過程中，靠他們自己慢慢去試驗、把控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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