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記得好像是午餐前，由於那時候的會話，使我感到曖昧的不安所侵襲。

在場的人有茱蒂絲、我、波德·卡林頓和諾頓。

至今我已記不清楚為什麼會提出這個話題來。我們所談論的是贊同安樂死與否的問題。

不用說，會談裡話最多的是波德·卡林頓，諾頓時常插上一兩句，茱蒂絲不發一言，聽得很仔細。

我提出這樣的意見：表面上，有充份理由贊成安樂死，但市一旦真的實施，我在心情上將會猶豫不決。不但這樣，如果准許安樂死，將要適當假手於骨肉與手足之力。

諾頓贊成我的意見。隨後補充他的意見說，在久嘗病痛之苦的結果，證實後來難免一死時，要是有患者本身的希望與承諾，這時候應該准許這樣。

波德·卡林頓說：“嗯，這種事很妙。你說，當事人是不是能按我們所說的意義，希望‘擺脫悲慘狀態’呢？”

然後他說了一則故事，他並事先宣告這是實話。有一個男人患了無法開刀的癌，備嘗病痛與苦惱。這個男人向主治醫師哀求“給我能把此痛苦了結的藥”，“我們不能這樣做”醫師這樣回答。然而在他要離開病房時，卻把嗎啡藥片放在病患旁邊，詳細地告訴他，服用幾片以內安全，服用多少就有危險。藥片由患者自由服用，容易服用致死量，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吃藥片呢。“從這一個真實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波德·卡林頓說：“不管他怎麼說，這個男人仍然不選迅速而慈悲的解脫，卻選擇了痛苦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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