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我婆婆說，“當他在查理大學讀書的時候，讀了四年就對他的法律專業不感興趣了。德國人像有誰請他們似的來到這裡，佔領了捷克、布拉格，關閉了大學。我兒子可高興哪，學校關門，他就有理由說沒法把法律讀完了，因為那些德國鬼子佔領了大學，不讓他把大學讀完，因此沒能在畢業之後到哪裡去當個法律學傢什麼的，而開始在公證員先生那裡當個抄抄寫寫的文書，然後又到鐵路合作社當個文書，同其他會計一起造賬表，活兒幹完之後便只是坐在那裡，兩眼望著窗外，手裡拿著一枝鉛筆，學會了整整一個小時都作好準備，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進來，只等他一轉動門把手，我兒子便開始寫數字，因此他們對他很滿意，因為他裝成很勤快的樣子；他甚至還善於拿著鉛筆，對著桌子上的檔案睡一覺，下午打個盹兒，但是隻要有人轉動門把手，他便立即裝作在寫數字，可他還是沒興趣。後來便跟鐵軌打交道去了，專門搗鼓從波希昌尼到寧城這一段鐵軌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來一趟。

這是他的黃金時代。呆在外面他覺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談天說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換枕木、用石塊搗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頭處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這田野，這松林，這草場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薩扎瓦河邊的小山岡或上面閃爍著洛烏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賽米茨卡·胡爾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爾卡。我兒子為他這份工作感到很驕傲，也不再彈鋼琴了，他甚至還為此感到高興呢。一方面是德國人關閉了大學，另一方面是這把鎬、這份重活使他的手長了老繭，指頭磨得很粗糙而沒法彈鋼琴了。於是他說，都是這些德國人的罪過，使得他不得不去搗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實際上啊!他才巴不得這樣哩。因為他想彈的又彈不了，正在彈的他又沒興趣，於是就成了納粹主義的可憐蟲和犧牲品。可我兒子自認為是最了不起的，因為他每隔兩個星期可以坐一次腳踏軌道車到附近的火車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兩部聯在一起的腳踏車上蹬著，在他們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著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養護鐵路線的領工員，他專心注意，還用身體細聽鐵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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