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慮到福爾摩斯先生的業務活動已達二十三年之久，而在十七年當中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和案情記錄者，那就會清楚地明瞭我手中掌握著數量龐大的資料。對我來說，問題總是如何選擇，而不是如何找材料。在書架上有一長排逐年記錄的檔案，還有許多塞滿了材料的檔案遞送箱，這一切不僅對於研究犯罪的人來說，即使對於研究維多利亞晚期社會及官方醜聞的人來說，也是一個完整的資料庫。關於後者我可以說，凡是那些寫過焦慮的信來要求給他們的家庭榮譽和著名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是大可放心的。我朋友福爾摩斯特有的謹慎態度和高度職業感，在我選擇材料時仍然起著作用，我絕不會濫用別人對我們的信託。然而，對於近來有人妄圖攫取和銷燬這些檔案的行為，我是堅決反對的。此次事件的指使者是誰，我們早已知道，我代表福爾摩斯先生宣佈，如再發生類似行為，一切有關某政客、某燈塔以及某馴養的鸕鷀的全部秘密將公之於世。對此，至少有一個讀者心裡明白。

再者，也沒有理由認為在每一案件中福爾摩斯都有機會顯示他那特異的洞察力和觀察分析的天才，這些我在回憶錄中曾經不遺餘力地描述過。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費很大力氣去摘果實，但有時果實自動掉在他懷裡。而往往那最駭異的人間悲劇卻是那些最不給他顯示個人才能以機會的案件，現在我要敘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案子。我稍稍改換了姓名和地點，除此而外，都是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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