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礙事了，"這就是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回答。十年以來，當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這段故事時，他這樣地答覆了我。於是我終於得到許可，把我的朋友一生中這段緊要的經歷公之於世。

福爾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在蒸氣瀰漫的更衣室裡那舒坦懶散的氣氛中，我總覺得他比在別的地方更近人情、更愛聊天一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樓上，有一個十分清靜的角落，並排放著兩隻躺椅，而我的記事就從我們躺在這個地方開始，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我問他可有什麼令人感興趣的案子沒有。作為回答，他突然從裹著身子的被單裡伸出他那瘦長而靈敏的胳臂，從掛在身旁的上衣內袋裡掏出一個信封來。

"這也許是個大驚小怪、妄自尊大的蠢貨，但也許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他一邊說著一邊把紙條遞給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說的這麼一點。"

信是頭天晚上從卡爾頓俱樂部發出的。上面寫道：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謹向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致意：茲定於明日下午四時半登門造訪，將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務請撥冗指教。如蒙俯允，請打電話至卡爾頓俱樂部示知。

"華生，不用說我已經同他約好了，"當我把信遞回去時福爾摩斯說道，"你知道關於戴默雷這個人的情況嗎？"

"只知道這個名字在社交界是無人不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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