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托跟著他走出來，說道：“哎啊！孩子，別急躁，人本來是我們的工具，你把人看做工具就行啦。你想報復嗎？”

詩人回答：“非報復不可。”

“拿當的作品明天要發行第二版，剛才道里阿給我這本樣書，你再去看一遍，趕出一篇稿子來把它打下去。韋爾努最討厭拿當，認為拿當走紅會妨礙他將來的作品。心胸狹窄的人有一種古怪的想法，彷彿太陽底下容不得兩件作品成名。韋爾努替一家大報工作，準會拿你的稿子去發表。”

呂西安道：“可是作品挺好，怎麼能說它不好呢？”

盧斯托笑道：“啊！親愛的，你該學學你的手藝。哪怕這部書是傑作，在你筆下也得變成荒唐的，危險的，不健康的。”

“用什麼辦法呢？”

“把優點說成缺點就行。”

“我沒有這本領。”

“朋友，新聞記者好比走繩索的，吃這行飯的難處，你要想辦法適應。我脾氣痛快，讓我來告訴你遇到這種事情怎麼對付。你仔細聽著，老弟！開頭你認為作品很好，儘可以老老實實發表你的意見。群眾心上想：這個批評家不嫉妒人，想必是大公無私的了。從此他們以為你說的是良心話。你得到了讀者的信任，就用遺憾的口吻指責某種體系，那是這一類的書必然要把法國文學帶進去的。全世界的思想不是受法國支配嗎？你不妨這樣說。至此為止，法國作家憑著有力的風格，表達思想的獨特的方式，幾百年來使歐洲走著分析的和哲學思考的路。說到這裡，為了討好布林喬亞，你歌頌一下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孟德斯鳩，布豐。你給大家解釋，法國語言多麼尖刻，是塗在思想外面的一層油漆。接著搬出一套公理來，比如說法國的大作家必然是個偉人啊，語言使作家不能不多用思想啊，別的國家並不如此啊。然後提出證明，拿冷嘲熱諷的德國道德學家拉貝納同我們的拉布呂耶爾做比較。提到一個陌生的外國作家，最能抬高批評家的聲望。康德就被庫贊當作臺階。問題轉到了這方面，你可以造出一個名詞，一方面總括，一方面讓一般傻瓜懂得，咱們上一世紀的天才的體系，把他們的文學叫做觀念文學。你用這個做幌子，搬出一切過世的名人壓在現代作家頭上。你指出今日的新文學濫用對話（最容易的一種體裁），濫用描寫，代替思想。你做一個對比：伏爾泰，狄德羅，斯特恩，勒薩日的小說，內容何等充實，何等深刻；現代作品卻樣樣靠形象來表現，在瓦爾特·司各特筆下尤其誇張。這樣的品種，只有首創的人站得住。瓦爾特·司各特派的小說是一個品種，不是一個體系，你不妨這樣說。你痛罵一頓這個該死的品種，說它分解思想，破壞思想，替各式各樣的人大開方便之門，誰都可以利用這個形式投機取巧，成為作家。最後替這一派起個名字，叫做形象文學。你把這套理論應用在拿當身上，指出他的才華只是浮表的，實際是模仿別人。他書中沒有十八世紀的緊湊雄偉的風格，他用事故代替情感。然而動作並非生活，畫面並非思想：這種話說出去，群眾自會附和。拿當的作品雖然有它的長處，在你眼裡是有害的，危險的，替群眾打開了光榮的廟堂，勢必叫大批小作家爭著仿效，學這個方便的文體。於是你慷慨激昂，慨嘆格調的卑下，藉此對艾蒂安，儒依，蒂索，高斯，杜瓦爾，傑伊，邦雅曼·貢斯當，埃尼昂，巴烏－勞米安，維勒曼，拿破崙派自由黨的頭目，韋爾努的報紙的後臺，恭維一陣。你說這個光榮的隊伍不怕浪漫派的狂潮衝擊，堅持觀念和風格，抵制形象和廢話，繼承伏爾泰的傳統，反對英國派德國派，正如十七位左翼議員為了國家的利益，同右翼的極端分子鬥爭。絕大多數的法國人擁護左翼的反對黨，崇拜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物；所以你用他們的名字做護身符，很容易壓倒拿當。他的作品雖然很美，卻不應該把毫無思想內容的文學帶到法國來佔據地盤。說到這裡，問題就不在於拿當，也不在於他的書，而在於法蘭西的威望了，你明白沒有？正直勇敢的作家應當堅決反對這些外國東西進口。這句話是奉承讀者。依你看來，法國人機警得很，決不輕易受人暗算。儘管出版商憑著一些我們不願深究的理由，弄神搗鬼，靠這部書撈了一筆錢，真正的群眾很快會發覺，四五百個衝在前面的傻瓜是完全錯誤的。出版商能銷完一版是僥倖，印第二版是膽大妄為，想不到如此精明的一個書店老闆竟不懂得同胞的心理。以上是你文章的骨幹。你一邊說理一邊加些風趣的穿插，放些酸醋，燒熱鍋子，要不把道里阿烤焦才怪！臨到結束，別忘了對拿當流露一些惋惜的意思，說他要不走這條路，準能替當代文學產生美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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