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從臺灣返抵橫濱的孫文住進了尤列在橫濱的租屋處。

尤列在香港被稱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個生龍活虎的名人。當然，與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孫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義時，他協助鄭士良與長江的會黨進行聯絡。當時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佈了逮獲尤列並已在武昌處決的訊息。此事是以湖廣總督之名釋出的。

“哦，那他豈不是成了無法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憐！……”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邊圍繞著許多年輕學生。

前來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終於開始增多。一九○○年時，中國人在日本留學的人數僅約百名。一九○二年達六百名，鼎盛時期是從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間，人數一時高達八千名以上。

孫文冷眼觀察此一狀況。

不論自費或公費，留學生皆是精英分子。用當時的說法，就是士大夫階級出身，也就是孫文不太想拉攏其參與革命運動的人。因為這些人屬於會因革命而喪失許多擁有之物的階級。

一九○○年的義和團事件導致守舊派潰滅，科舉制度再也無法維持下去。最後一次的科舉會試（最終考試）是在一九○四年舉行。

取代科舉的將是往後的“學校”時代，任誰都如此認為。留學生人數的急遽增加應該也是跟科舉的廢止有關。

駐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學生，即所謂的第一批留學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學生，革命派當然不會對其展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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