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小兒科診療室和特兒室的岔路口，鳥躊躇不前，一位搖著輪椅迎面而來的青年患者很不高興她盯著他，要他讓路。輪椅上本該放腳的地方放著一臺大型舊式收音機，而其它地方也看不見這位患者的兩隻腳。鳥害怕地把身子貼到牆邊兒上，患者又一次威嚇似的盯著用腳支撐上身的這類人的代表——鳥，然後飛快地衝進走廊。鳥屏住呼吸，目送他遠去。鳥的孩子現在如果仍然活著，鳥應該直奔特兒室；可是如果死了呢，那必須去診療室商量解剖和火化的手續。這是一賭。鳥邁步向診療室走去。在意識表層，他很清楚地把賭壓在孩子死了這一邊兒。他現在是他自己孩子的真正敵人，孩子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敵人。鳥頗感疚愧，並且想到，如果真的存在永恆的生命，存在審判的神，那麼，我是有罪的。但是，這種罪孽感，和在急救車上他用“像阿波利奈爾似的頭纏繃帶”形容嬰兒時襲來的悲哀一樣，更多的是蜜似的甜味。鳥像去會情人一樣加快了腳步，他想去聽到報告孩子已死的聲音。聽到死的報告，履行各種手續（醫院方面對解剖肯定積極，那手續一定很簡單，麻煩的是火葬手續吧。鳥心裡盤算著）；然後，今天我一個人給孩子送葬，明天再去向妻子報告不幸。我大概要對妻子說，因為腦病而死的孩子，是我們身體的紐帶。不管怎樣，我們應該能重新恢復正常的家庭生活吧。然後，仍然是不滿，仍然是不充實的希望，仍然是遙遠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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